在中国5000年的王朝更替中，迁都是一项重要的发展议题，往往决定着一个王朝的生死和兴衰。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可以例数出种种迁都工程，如明成祖朱棣为了防御和扫荡北元从南京迁都于北京，宋高宗在北宋亡后迁都于临安等。
然而发生在公元494年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的这次迁都与上述的迁都工程却有着种种的区别。这次迁都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改变，还夹杂着胡汉矛盾，鲜卑汉化，南下统一等等因素。诚然，这次迁都让北魏王朝的强盛锦上添花，也给北魏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而主持这次迁都的孝文帝本人也遭到了故乡的背叛和唾弃。
孝文帝迁都原因
1.平城凉慌且凄寒，洛阳通衢并温软
相比于北魏的原都城平城来说位于南方的洛阳是一片膏腴且温暖的地方。翻开南北朝的历史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平城对于洛阳来说处于高纬度地区，高纬度地区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的风霜和严寒是不可避免的。北魏诗人王肃在《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
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这种恶劣的天气环境必然会使农作物难以生存，进而导致荒年的诞生，荒年之后必有流民，众所周知流民是导致封建王朝统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此外对于志在于逐鹿天下的孝文帝来说，位于中原地区的洛阳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不言而喻。在西周的时候，周公就曾说:“此(洛阳)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英明神武的孝文帝自然要将之作为其一统天下的龙兴之地了。
2.欲仿荛舜千古芳，不为夷狄为帝王
北魏王朝的统治者是鲜卑民族，是五胡乱华之后北方的最终胜利者。鲜卑民族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并不意味着在其经济文化上相较汉民族是更为先进的。从小就是皇室子弟的孝文帝自然是受到过完善的汉化教育《魏书·孝文纪》云：“好为文章诗赋铭颂。”，因此高瞻远瞩的孝文帝自然希望能够借汉文化之流水，濯鲜卑之夷狄。
洛阳在西周的时候就是周文王定鼎天下的首都，是汉文化的代表，迁都于洛阳不仅仅可以达到掌握战略要地的目的，从而也是对当时国内大量的汉儒门阀的一次示好。虽然永嘉之乱之后一些汉儒门阀衣冠南渡，但是依旧存在着大量的汉人精英尚在北方，这些精英所形成的门阀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迁都洛阳也是孝文帝重要的施政手段。
3.冲龄称帝路茫茫，借以迁都脱樊笼
孝文帝称帝的时候尚处于冲龄阶段，虽然在冯太后的庇护下逐渐成长，进而亲政。但是王朝的政治斗争并不是以帝王的亲政为终点，皇帝的亲政往往是下次权力斗争的起点。盘桓在庙堂之上的旧鲜卑贵族等变成了孝文帝施政的掣肘。
大臣韩显宗就劝诫“以此省诸州供帐之费，并功专力，以营洛邑。”从而反对迁都和汉化。这对于将迁都和汉化作为施政纲领的孝文帝来说自然是不能妥协的，政治虽然是妥协的艺术，但是那是对细枝末节的绥靖，施政纲领对于一个英明的帝王来说不存在妥协之一说。因此，孝文帝也将迁都作为给予臣下站队的机会，进而寻找到帮助自己统治王朝的支持者。=
迁都之后和北魏的覆灭
公元494年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顶着无尽的压力和支持者的期许下完成了迁都，王朝的政治中心从平城转移到了洛阳。于此同时孝文帝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去胡服着汉衣，禁北语说汉话，改复姓用单姓，仿照门阀分等定职，强化纽带胡汉通婚，照抄南齐改革官制等等。
上述的种种措施极大的提升了北魏实力，然而在封建制度下的改革往往是利益的再分配，在蛋糕未被做大的前提下，利益分配不均必将导致旧贵族和新门阀，鲜卑族和汉民族，军阀和儒臣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孝文帝春秋鼎盛的时候被压制，在孝文帝作古之后，缺乏强有力的弹压，潜在的矛盾被激化，进而导致北魏的灭亡，而改革的发起者孝文帝本人也被其故乡所背弃。
1.旧时显贵今不再
首先遭到改革冲击的自然是鲜卑旧贵族。在王朝初创阶段，北魏的旧贵族们往往依靠军功而闻达显赫，迁都之后全面汉，化旧贵族们僵化的思维，自然会认为自身凭什么要向被征服和屠戮的汉文化和汉民族学习。
北魏的宗室成员拓跋丕就表述过“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迁都不仅仅是地理坐标的转移，往往也是经济和政治中心的转移，迁都之后孝文帝颁布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在这种大背景下汉门阀文化的优越性得到极大助力，他们逐渐从民间进入庙堂，成为了新的达官显贵。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御马扬鞭的旧贵族们就失去了以往的显赫地位，这种“今时不同往日”的现状，自然会让他们心中滋生出对于迁都和改革的愤懑，无疑是导致北魏灭亡的重要因素。
2.夷汉终究非一家
虽然在孝文帝的铁腕下进行了全面的汉化，一时之间北魏向汉之心风靡，孝文帝本人甚至改自身的皇姓“拓跋”为汉姓“元”。但是这种向汉之心是否流于表面，尚未深入骨髓是值得思考的。上文说到，迁都之后的汉化改革让旧贵族和新门阀之间的矛盾加剧，那么远离庙堂之外的民间是否依旧如此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孝文帝迁都改革政策中，有一条为均田制“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该条政策在乍看之下非常合理，然而北魏虽然是鲜卑统治的民族，但是构成国家人民多数依旧是汉人。
因此，这条政策会让多数的汉人平民占据大量的土地，这无疑加剧了少数的鲜卑平民的愤恨。此外，众所周知鲜卑民族属于游牧民族，并不善于农耕。大灾之年一旦到来，不善农耕的鲜卑平民就会失去土地，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严重。
3.效仿南制酿祸患
鲜卑民族虽然在武力征服方面有着游牧的自带的天赋，然而在进行国家管理方面却不能按照“马上的天下”的方式去进行。因此，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变将目光投向了南方的南齐政权，寻找能够治理家国的方式，从而诞生了孝文帝改革中重要的条款——效仿南齐官制。
“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者是也。”陈寅恪先生就在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就表达了这一观点。
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盲目的效仿南朝的官制和行政，导致州郡门阀体系和军政体系并行，这种二元制的体制，随着整治门阀化的逐渐壮大，进而导致了灭亡北魏的“六镇之乱”的诞生。
4.六镇惑乱亡北魏
所谓六镇指的是北魏前期在都城平城以北边境设置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魏书·来大千传》中的记载：“延和初，车驾北伐，大千为前锋，大破虏军。世祖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巡抚六镇，以防寇虏。”其目的是为了防范北方边境。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国家的军事目的逐渐从防北向侵南所改变，因此北镇武人们的后勤保障逐渐瘫痪，这自然造成其不满的心理滋生。
来源：头条娱乐
